系列报道之三十一:一个俄罗斯族女人的自述

尕丽娜是《伊犁日报》老总苏洪波给我推荐的第一个俄罗斯族采访对象,苏总编对她的评价是:“经历很曲折很丰富”。此言不谬。尕丽娜很健谈,她说她很想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只可惜她不会写汉文。听完她的故事,我决定用第一人称写这篇稿子,因为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属于她的。

我父亲叫张景成,老家是山东潍坊坊子朱家营村。他13岁就跟着别人闯关东、14岁到西伯利亚。为什么这么小就出来?因为他不愿意在家里当小丈夫。父亲上面有7个姐姐,他父亲想早抱孙子,就给他找了个大他十岁的大脚媳妇,成亲那年父亲才9岁。

17岁时,父亲回了一趟老家,那一次有了我的哥哥,哥哥还不满“百岁”,父亲又呆不住了,不辞而别回到了西伯利亚,这一走就再也没回山东。

父亲在世时很愿意给我讲他的过去,他在苏联什么都干过。山东人没有吃不了的苦。他采过黄金,种过,在远洋船上当过厨师,还参加过苏联红军。我见过他初到苏联时扎着粗辫子的照片,还有戴着尖尖的苏联红军帽的照片。

我父母是1933年来中国的。当时的背景是,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革命,导致苏联政府大批遣返中国侨民。这样的遣返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33年,一次是1936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侨民带着他们的俄罗斯家眷及婚生子女,被装在大客车上,运到中俄霍尔果斯口岸。他们跨过中俄边境,接着坐上中方来接他们的牛车。

我父亲没回山东。他当时考虑的是家里还有一窝,回去怎么办呀?也幸亏没回去,他的几个老乡带着苏联媳妇回去,山东的乡下人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每天都排大队来看稀罕,有人甚至动手翻眼皮看蓝眼珠,弄得没法生活。

刚回国的日子很艰难,30年代正是新疆“三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的动荡年代,父母在伊犁没有一点根基,靠给人种地、熟皮子(加工羊皮)、做针线年,正赶上新疆“三区革命”,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我父亲被关了一个冬天,幸有全村人担保,才没有丧命。第二年春,全家被驱逐到了偏远的察布查尔县三乡,给人家当佣人。一直到1948年才搬回伊宁。

转眼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的意思是让我上汉校,而母亲坚持让我上俄罗斯学校,他们都想让孩子接受自己母语的教育。我一开始上的是汉校,小朋友们都不和我玩,叫我“二毛子”、“黄毛子”、“老毛子”。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歧视,第二年就转到了俄罗斯学校,那时的伊宁市有5万多俄罗斯人,有两所俄罗斯学校,现在的七中当时叫斯大林中学,十七小学那时叫俄罗斯小学。想不到,那里的俄罗斯小朋友也不和我玩,说我是“二转子”,是汉族。我两头都得不到认可,两头都受气。

1955年我到了伊犁州中苏友谊医院当护士——伊宁人都习惯叫反修医院,58年以后改的名,现在又改回来叫友谊医院,两个国家也和俩小孩一样,有时好成一个头,有时打成一个蛋。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苏联专家撤走了,1960年人家让我们“还债”,当时所有中国人都对苏修恨之入骨,我这样长着一张苏修脸的人就倒了大霉。革命群众说我是特务,连着几天几夜审讯,问我苏联专家走时给我交待了什么任务?天哪,其实我们只是给专家打个杂、当个翻译,他们从心里也瞧不起我们这些小护士。后来啥也没审出来,但是我的工作却丢了。

其实没了工作我并不太在乎,因为我有个幸福的家庭,我前夫叫宋兴华,是新疆很有名气的画家、雕塑家,曾参与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现在伊犁、乌鲁木齐的很多雕塑都是他的作品,我大儿子继承了他的才华,现在是自治区美协副主席。可惜这样的幸福日子没有让我享受太久,老宋1965年死于一场车祸,留下我和仨孩子,开始了恶梦般的生活。

1969年我作为“里通外国”的怀疑对象被发配到察布查尔县农村,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改造。一个寡妇带着仨半大孩子,这日子怎么过呀!有好心人给我介绍了我现在这个丈夫,我们就过到一块了。

他叫阿里克山德·巴布里克夫,你别看他长了一张外国脸,可是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汉语说得也不行,倒是锡伯语说得好。他1938年出生于乌克兰,4岁就跟着父母来到中国察布查尔县。12岁时,父母双亡,他小小年纪就给人当长工,养活着三个弟弟妹妹,后来参加工作到了县公安局。你看他穿警服的照片,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可是62年发生了一起事件,他受到牵连被清理出公安局,下放到农村劳动。

你想想,一个有里通外国嫌疑的“老外”,被下放到生产队挣工分,日子过得该多么紧巴,快40了连个媳妇也找不上。老乡们给我们俩搓合时对我说:“家里没个男人日子怎么过,阿里克山德这人挺好的,你们一块过吧。”他这人真的很好,我和他没孩子,可他对我的仨孩子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还好。我很知足。

我们在察县一直呆到1986年才调回伊宁。有了阿里克山德这个好丈夫,这十几年咬咬牙也就过来了。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姐姐是1950年中国第一批大学生,西北民院毕业,姐夫是察布查尔县的一个画家,后来他们出国到澳大利亚定居。我妹妹现在也不在国内,她十来岁就跟母亲回了俄罗斯。

我母亲一直对中国的生活不习惯,听父亲讲,1933年一过中俄霍尔果斯口岸,母亲就一坐在土路上嚎淘大哭:“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我要回我的国家!”1961年底,母亲突然收到远在俄罗斯的姥爷通过苏侨协会辗转寄来的寻亲信,她再也坐不住了,一天也不想在中国呆。第二年,母亲带着妹妹回了俄罗斯。一家人就这么给拆散了。

母亲1975年在车臣去逝。其实我们中间就隔着一条河,但到死也没能见上一面。

1986年我回到伊宁后,立即成了一名无业游民。政府有关部门对我在友谊医院的那一段不承认,我也懒得去找。我在师范和电大教过8年俄语,都是代课,不是正式的,不教了就什么也没了。我丈夫倒是落实了政策,算是退休公职人员,现在一月有800多元退休金。儿女们都大了,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太宽裕,但也说得过去。

1991年,我到那边见了妹妹一面,她的家庭很幸福。本来那次我有机会留在那边,我对那里也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可我连一点留下的想法都没有。我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里的每一根小草我都很熟悉,我的孩子最大的都快40岁了,我有什么理由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从头开始?

中国的俄罗斯人是怎么来的?除了我前面说的因为盛世才而引发的1933年和1936年两次大规模侨民遣返,再一次集中的就是苏联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军官因为害怕苏联红军杀害纷纷非法越境逃到中国来,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块临时避难所。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到了澳大利亚、巴西和南美。俄罗斯人大批出国是在1961年,那时中国正在经历自然灾害,生活极度困难,而中国又在倡导农民过集体化生活,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不能接受这一极左做法,就以逃离相抗争。那时办出国手续相当困难,有的一办就是十几年。50年代末伊宁市就有5万多俄罗斯人,可现在连500人也没有了。

中国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早晚有一天这个民族就只剩下一个称呼了。你看,我只有二分之一俄罗斯血统,我的儿女们只有四分之一,第三代只剩八分之一。除了长着一张与中国人不太一样的脸,他们骨子里已经完全是中国人了。

父亲在世时,最爱跟我讲他在俄罗斯的经历,我也很爱听,现在我也想把这些以及我这大半生讲给孩子们听,可他们已经不太感兴趣了。我很想把这一辈子的经历以及中国的俄罗斯人的来历、故事写下来,但我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只会说汉语而不能写汉语,用俄罗斯文写别人又看不懂,我也没有力量找人翻译。你们来了我跟你们说说,你们就当故事听,等我死了,这些就都烂在肚子里算了。

在伊宁的俄罗斯族,除了像尕丽娜这样的中俄混血后代,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数较少、自认为是纯正血统的白俄罗斯后裔,他们对尕丽娜们不屑一顾,并称之为“二转子”。

闻着隔壁面包店里纯正的俄罗斯列巴(俄式面包)诱人的香气,耳边终日萦绕着《山楂树》、《喀秋莎》等俄罗斯民歌妙不可言的旋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从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的十指间流淌过去。

今年44岁的亚历山大是伊宁市首屈一指的手风琴修理师,同时也是伊宁最出色的手风琴演奏家,无论春夏秋冬,每天从早到晚,地处阿合买提江街上的亚历山大的乐器修理铺里都飘荡着动听的乐曲声,每次刚刚为顾客修理、调试好一架手风琴,亚历山大都会以娴熟的指法即兴拉上一段外国民歌,以检验手风琴的音阶是否准确。工作之余 ,亚历山大也会随意为朋友和顾客拉上一段他自己创作的曲目,修理铺小小的空间顿时充满着音乐之声,鲜明的节奏,跳跃的音符,常常让路过门前的行人驻足良久。

伊宁市纯种的俄罗斯人数量已经很少了。尽管远离家乡,然而血管里流动的血质是难以改变的。在以往的岁月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伊宁市的俄罗斯家庭常常聚在一起,来到伊犁河边,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高歌,围着篝火跳舞。

亚历山大从15岁就开始练习修理手风琴,30年来他都以此为生。因为职业的便利,他也是一位手风琴收藏家,目前已收藏了100多架世界各地的手风琴。他十分乐于向朋友介绍他的收藏,小铺里一排排货架上挤挤挨挨的手风琴。他会详细地为客人讲哪一架是德国的,哪一架是波兰的,当然还是俄罗斯的最地道。他一边讲一边逐个弹奏一番,乐此不疲。有些手风琴尽管式样陈旧,年代久远,甚至有上世纪中叶制造的老古董,但从搁架上取下来,拂去浮尘,照样可以拉出悦耳的音乐。

19岁的薇娜是亚历山大12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她高中毕业后就跑到乌鲁木齐,在一家星级饭店里当俄语翻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对于她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来说,显然还是太复杂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不太放心,让她回来在这个面包房里当起了小老板。

薇娜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销售。因为面包房里只有她会汉语。妈妈、大嫂和叔叔负责烤面包。67岁的叔叔韦拉基·来里尔是面包房的主要技术人员,他指导烤出来的俄式面包又膨松又香甜。烤制工作在晚上进行,一晚上的产品顶多卖到中午就卖完了,下午休息。香甜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轻松地复制着。

在我们第二次来亚历山大手风琴修理铺采访时,遇到了亚历山大最小的胞弟维塔利亚,这位23岁的小伙子比亚历山大更具有俄罗斯特征。他在伊宁市最大的一家夜总会“兰贵坊”作酒吧歌手,收入不菲。他说他只唱俄语和英语歌,从来不唱汉族歌曲。

我问维塔利亚有没有女朋友,他爽快地说正在谈恋爱。我问:“是俄罗斯族的吗?”他自豪地说:“当然!不是俄罗斯的我能要吗?”

维塔利亚说:“相当难。我算比较幸运的了。我想我的下一代,要找本民族的就更困难了。”

本刊小启:下期将刊发对锡伯族的采访。锡伯族真正的故乡是东北的大兴安岭,他们喜爱骑马、射箭、狩猎。乾隆29年,1020名锡伯族官兵连同家人共5000多人,奉命从盛京(沈阳)出发,向西迁往伊犁屯垦戍边,这次迁徙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行程一万多公里,途中有300多名婴儿诞生……在民间的记忆中,锡伯族的西迁,就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壁画,映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消逝。本刊记者将带您走近这个西迁民族,掀起这波澜壮阔的西迁画卷一角。

目前,本刊“走进56个民族”前方记者已经走过新疆茫茫戈壁荒漠,沿着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来到裕固族聚居的祈连山下。之后,将翻越祈连山脉进入青海,依次拜访土族、东乡族、撒拉族。在完成对宁夏回族的采访之后,本刊记者将跨越黄河壶口瀑布踏上东归之路。

俄罗斯族,人口13504人,主要散居在新疆尔自治区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和乌鲁木齐市等地,其余散居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等省区。

中国的俄罗斯族已有将近200 年的历史。他们最初是 在18 世纪末叶由沙皇俄国迁来的。进入19世纪,又不断有俄罗斯人迁入新疆等地定居,当时他们被称作“归化族”,他们聚居的村落被称为“归化村”。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并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力, 正式改称为俄罗斯族。

俄罗斯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语言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在社会上,他们都讲汉语,使用汉文;在家庭中,在与本民族人交往时,他们也讲俄语,使用俄文 。

他们的饮食,在许多方面保留着早期在俄国生活的传统习俗,同时又深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主食是自己烤制的面包,副食多为俄式煎菜。

俄罗斯族人的服饰丰富多彩,男的穿制服、马裤、 皮靴或皮鞋,女的穿连衣裙(俗名布拉祺)。中年人多穿汉族服装或西服。年轻人则爱随社会的潮流,喜欢穿时装。